王国维，清朝遗老，国学大儒，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人物之一。1925年，民国十四年，清华大学筹备设立国学院时，能够与王国维相提并论的学者只有两位：梁启超和章太炎。而在国学的造诣上，王国维无疑居于第一位。清华大学邀请王国维和梁启超教授，但章太炎因为与两人存在无法调和的学术分歧，果断拒绝了这个邀请。此后，清华又聘请了陈寅恪和赵元任，王、梁、陈、赵四人并列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。 王国维，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，家族根基深厚，世代为官，祖上追溯到宋朝抗金名将王禀，封为安化郡王，王国维正是其第三十三代孙。家学渊源，且他天资聪颖，年轻时便学贯中西。早年他深入研究哲学、美学、诗词，精通多种语言，包括英文、德文、日文等，既有文学上的卓越成就，也在哲学、史学、美学等领域有着不小的贡献。他的著作众多，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《人间词话》，若有机会，不妨翻阅一番，感受一下这位民国大师的风采。 然而，1927年6月2日，在清华大学执教两年后，王国维一如既往地在学校处理公务，批阅文件、讨论国学院的招生计划。然后，他悄然离开了清华园，借了一笔五元钱，叫了辆车，默默地驶向颐和园的昆明湖畔。王国维在湖边徘徊良久，抽了一支烟，最终做出了让所有人都无法预料的决定——他跳进了昆明湖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年仅51岁，国学大儒就此陨落。 王国维的死留下了一句极为意味深长的话：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，经此世变，义无再辱。这句话似乎为他沉湖自杀的行为蒙上了一层神秘而悲壮的色彩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让这位文化巨匠走到了这一步？为什么他要在如此年轻的年纪选择结束生命？至今，这个问题依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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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界对王国维自杀的原因有三种主要的解释。第一种，也是最为主流的解释，是以死殉国，即他为覆灭的清朝尽忠。作为清朝的忠臣，王国维心系国家，至死未改忠君之心。1912年，清朝灭亡，溥仪成为了名义上的末代皇帝。王国维曾担任过溥仪的老师，深得其宠信。1924年，米兰体育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，将溥仪赶出紫禁城，王国维在这场变动中感受到了巨大的耻辱，他仍然佩戴着清朝的辫子，眼看着昔日的辉煌变成了梦一场。清华大学邀请王国维教授，他在答应之前，首先请示了溥仪，得到了皇帝的准许才答应来教书。 然而，清华的邀请并未给王国维带来安慰。每年春节，他都要前往天津，去探望已经逊位的溥仪，感叹有君无臣。他深感自己在那个时代中的孤独与无奈。王国维属于一个固守传统的知识分子，他始终怀抱忠君之心。冯玉祥的北京政变让王国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，而此时的他又听闻国民党北伐军即将进攻北京，前清遗老将被清算，王国维感到了极大的恐惧与惊慌。他与当时的同事陈寅恪、吴宓商量是否逃亡国外，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功。这一切，使得王国维觉得自己无力改变局势，最终只能以死来表达自己的忠诚与对屈辱的抵抗。他的经此世变，义无再辱正是对国家动荡、自己处境的深刻反思。 第二种观点，较为学界接受的解释，是以死殉道。即王国维深知自己所热爱的中国文化正日益衰退，他感到极度痛心，无法忍受文化的衰败和国家的变化。陈寅恪等人认为，王国维的自杀，更多是出于对文化传承的深切忧虑与责任。他们认为，王国维是为了保护国学的尊严，抚慰自己对中华文化的失望和无能为力，而做出的极端选择。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墓志铭时，曾如此表达：凡一种文化，值此衰落之时，为此文化所化之人，必感苦痛。对于王国维而言，国学的衰微让他痛不欲生，他无法忍受看到这段文化的灭绝，因此才选择以死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悲伤。 不过，亦有第三种说法，认为王国维的自杀与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密切相关。有人称他因与故友罗振玉产生矛盾，被逼债以及遭遇妻妾的背叛，导致其身心俱疲，最终选择投湖自尽。然而，这一观点显得尤为牵强。溥仪在其自传中提到，王国维曾因贫困得到罗振玉的资助，后来因债务问题与其发生了冲突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王国维的葬礼由罗振玉主持，如果他真因债务问题自杀，罗振玉又怎能主持葬礼？这一点显然无法自圆其说。 总体来说，王国维的死应与他深厚的文化情怀和忠诚的精神分不开。面对国家的动荡和文化的衰退，他选择以死来表达自己的绝望与忠诚，正如他所言：经此世变，义无再辱。他的一生，不仅仅是国学的传承，更是时代变迁中的悲壮身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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